作者：玛格丽特·海登里，翻译：张鹏、婷婷  来源：画外hoWide

一、性别差异=收入差异？

2015年2月22日，帕特里夏·阿奎特（Patricia Arquette）获得第87届奥斯卡最佳女配角奖的时候，追求职场性别平等、抵制职场性骚扰的好莱坞Time’s Up运动还根本不存在。

“现在是我们一劳永逸地实现薪资平等的时候了，”阿奎特在发表获奖感言时这样说到，同为该奖项被提名人的梅丽尔·斯特里普（Meryl Streep）在台下为此大声叫好。

然而差不多两年以后，我们的新闻标题却还在谴责着这种不可思议的薪酬差距：在参与补拍雷德利·斯科特（Ridley Scott）导演的《金钱世界》（All the Money in the World）的10天里，马克·沃尔伯格（Mark Wahlberg）拿到了150万美元的报酬，而米歇尔·威廉姆斯（Michelle Williams）却只有不到1000美元。

在MeToo运动中，这种强烈的悬殊立即使“工资平等”从普通的热点问题一下跃上风口浪尖。沃尔伯格在争议爆发之前很可能对威廉姆斯的收入一无所知，他最终将这次薪酬捐给了Time’s Up运动。

但是，此次争议中一个简单的事实被我们忽略了：影响演员薪酬的因素通常不仅包括根深蒂固的性别偏见，还包括报价系统——即在影片开拍前要如何计算明星的初始薪酬。况且通常情况下，要确定一个演员在某部影片中获得多少薪酬，报价只是刚刚开始而已。

二、好莱坞演员片酬如何定？

按照好莱坞的说法，演员的“报价”意味着邀请“线上”（above-the-line）人才，也就是所谓的“电影创意工作者”到现场所需的基本消费金额（线下工作人员，即剧组成员和发型师、化妆师和特效师等从事技术工作的人员，按工时计算工资）。

2014年索尼影业的邮箱遭到黑客入侵，从泄露的信息中可以发现，哥伦比亚电影公司联合制片总裁汉娜·明格拉（Hannah Minghella）当时正在斟酌要为邀请马克·沃尔伯格（Mark Wahlberg）出演《神秘海域》出多少价钱。“马克出演《变形金刚》的薪酬是1700万美元，但在此之前他的最高报价为1200万美元（也就是他出演《二流警探》时我们所付的费用）”，“我们认为他差不多就是1200万这个价”。 

但如《变形金刚4：绝迹重生》这样制作预算高达2.1亿美元的大片，只做简单的票房比较就能看出上述报价的问题所在：《变形金刚》在全球范围内的票房超过10亿美元，而《二流警探》则有1.7亿美元。

这就是为什么沃尔伯格之前的最高片酬可以达到1200万美元。尽管米歇尔·威廉姆斯声名鹊起并获得四项奥斯卡提名，但像她这样偏好艺术电影也未曾出演过系列大片的演员，薪酬报价可能远低于沃尔伯格。声望和奖项不一定等于给演员加薪。

无论报价有多高，演员的代理人都在不断试图提高这一数目，永无止境。

一位资深制片人表示，“经纪人开出价码并在每一笔成功的交易中争取更多利益，进而这些利益也会成为下一场交易开价的基础”。经纪人会从自家演员的收入中抽成10％，所以这也是他们为自己赚取更多收入的方式。

左图为1963年卢·瓦瑟曼（Lew Wasserman）在洛杉矶MCA环球的新楼前拍摄的照片；右图为纽曼（Paul Newman）约于1966年在《地狱先锋》（Harper）片场所拍的照片，左图由约翰·多米尼斯拍摄，来自GETTY; 右图来自BETTMANN。

三、好莱坞演员片酬发展史

早期的银幕艺术家几乎可以说是免费的。

在好莱坞所谓的黄金时代，也就是20世纪20年代到60年代初期，每个工作室都建立了一个“明星系统”，通过与演员签订长期合同并支付基本工资来培养和剥削演员。

影业巨头们将签了合同的演员称为“财产”，显然这其中毫无权力的平衡可言。

打个比方，有报道称，按照与20世纪福克斯公司签订的合同，玛丽莲·梦露1953年出演《绅士爱美人》（Gentlemen Prefer Blondes）的收入是1.8万元，因为她签的合同周薪是1500美元。另一位女主演简·拉塞尔（Jane Russell）是自由演员，她则因该片入账10万美元。

到20世纪50年代末，好莱坞的电影制片公司体系（studio system）呈衰落之势，取而代之的是经纪公司。

像图中曾在好莱坞呼风唤雨的MCA前主席、知名经纪人卢·瓦瑟曼这样的人物，他的工作就是修订合同，为自家演员争取利益。

1959年，作为影坛后起之秀的保罗·纽曼不堪忍受电影公司的束缚，特别是在他拿着1.75万美元的薪水却被以7.5万美元的价格“借给”其他电影公司的时候，他十分恼火。所以当瓦瑟曼鼓励纽曼以50万美元的价格买断自己的合同，以争取创意和财务自由时，纽曼如此照办了。

在瓦瑟曼的帮助下，纽曼以20万美元的片酬出演了电影《出埃及记》（Exodus）。很快，所有的明星都从电影公司挣脱出来，片酬报价取代了合同，演员也不再是财产，而是“人才”。

然而，好莱坞从不轻易将核心利益拱手相让。明星们的合同工资制已经随着脱离电影公司而瓦解，然而巨头们仍然保留了一些控制权。

电影公司之间的激烈竞争都是摆在明面上的，但每家公司都有一个低调的“商业事务”部门，该部门始终与同行保持密切联络，了解明星报价的相关信息。

“他们一般都是律师，负责了解资金流向的细微差别，”制片人解释道。这个部门的工作还包括确定某位演员饰演上一个角色时所获得的总薪水，每当有同行来咨询演员的报价时，部门主管也都乐于分享这些数字。

各大电影制片公司在演员报价时的共谋可以被看作是某种价格协定。

不管是不是光明正大的，共谋的动机都可以归结为是一种集体的工作保障，也就是可以保证某位高管不会因为付给演员的薪水跟另一家公司相同而被解雇。

但是如果电影最终不成功，他们则可能因为给演员大幅加薪而被解雇（这事儿1995年就发生过，当时索尼影业前老板马克·坎顿给男主角金·凯瑞开出了1300万美元的高薪，结果《王牌特派员》票房惨淡，为此坎顿被解雇了。）

还有另一种方法可以增加演员的底薪。当薪酬报价已经没有讨论余地但经纪人还想要为自家艺人谋求更多时，协商通常会包括一部电影的“后端收入”（backend）比例，即电影上映后的总票房收入。

这个发端自瓦瑟曼的天才想法就是“总收益分成”（gross points），詹姆斯·斯图尔特（Jimmy Stewart）凭此方法在1950年获得将近六位数的薪酬，当时他从西部片《百战宝枪》（Winchester ’73）中获得电影总收益的4％分成（译注：这里的总收益是指电影公司所获得的电影总收入，即扣除影院分走的票房收入等）。

总收益分成盛行一时，现在的演员则开始争夺一块更大的蛋糕，即电影上映后的票房总金额，这属于好莱坞创意计费的一种方式。

图为詹妮弗·劳伦斯（Jennifer Lawrence）和艾米·亚当斯（Amy Adams）在2013年的《美国骗局》（ American Hustle）中的剧照

在出演《美国骗局》时，詹妮弗·劳伦斯和艾米·亚当斯获得的票房分成比例都是7%，而与她们在片中合作的男演员布莱德利·库珀（Bradley Cooper）、杰瑞米·雷纳（Jeremy Renner） 和克里斯蒂安·贝尔（Christian Bale）则分别拿到了9％的分成。

还有一些明星的报价和分成比例更高。另一封外泄的索尼影业邮件中就谈到了威尔·史密斯（Will Smith）出演影片《震荡效应》（Concussion）时的薪酬组成，其中包括1500万美元的薪酬和500万美元的额外奖金，这笔奖金与影片全球票房基准挂钩。此外还包括一项“200万美元的补贴”。

制片人解释说，所谓的补贴（perk）包括“一系列经纪人有权讨价还价的费用，从演员助理到四星级酒店房间等”，而如果一个演员没有获得像诸如私人飞机待遇这样的特定福利时，那制片公司可能不得不在薪酬报价上增加20万美元，与之相称的行话叫“溢价”（bump）。这额外的六位数会被加到报价上，在此基础上的薪酬报价又会成为该明星后续项目的基础价码。

四、好莱坞演员定价的新时代？

尽管费用惊人，但通过报价、分成和补贴来奖励热门演员有着极为简单的经济动力。邀请一位可靠的电影明星参与演出是保证电影能在关键的首周票房实现大卖的一种方式，大多数电影的首周票房总数可能高达其总票房的一半。

但是对于演员来说，如果遇到了心仪的项目或导演，他们不断飙升的片酬报价可能也会降低。

沃尔伯格现在的报价大约高至1500万美元，这是他出演《恐袭波士顿》（Patriots Day）时所获的酬劳，但他出演《金钱世界》的固定薪资则只有350万美元，大概是因为他想与导演雷德利·斯科特合作这样一部有着影展获奖潜质的影片。

沃尔伯格也确实享受到了除金钱以外的待遇，其中包括合同内并没有写明会有重新补拍的要求，这成为他的经纪人谈判时的关键，由此他在补拍新场景时得以每天额外获得15万美元。 

至于薪酬报价体系，也是时候改变了。2018年1月1日，加利福尼亚州的一项法律生效，该法律禁止雇主询问潜在雇员的过往薪资，此举旨在缩小性别偏见造成的薪资差距。

这可能会是好莱坞女演员的终极福利，之前女性所获得的工资总是低于男性，而这些女演员将不再为此所困。又或者男演员可以以平等的名义来相应提高女性的薪资。

正如艾玛·斯通（Emma Stone）在2017年受访时所说：“如果与我合作的男演员片酬比我高，他也认为我们是平等的，为此他愿意减薪来和我实现薪资平等，那么我未来的片酬报价乃至我的生活都将发生改变”。